会宁家庭教育史（之三）
贠守勤
六、上个世纪末，“陪读”进入到了家庭教育的领地，这是家庭教育的一次跃升！
当然，“陪读”的内涵已经远非“砸锅卖铁”所能表达，这一时期的“家长苦供”不仅仅靠“砸锅卖铁”所能实现，而是到了放下农活，也要让孩子上学，是轻农重教、走出大山，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思想酝酿和形成的时期。
一开始，陪读仅局限于县城、陪读先从高中开始，由爷爷奶奶“随同陪读”。
这一时期，“家长苦供”已经从实践经验上升到了理性认知，正在形成一种内在的思想、精神和文化。这时候的“家长苦供”已经不是停留在送子女上学、供子女上学，而是一种全力的攀比和进取！
这一时期，会宁的很多家庭，才子大量涌现，一家三博士、两博士屡见不鲜，孩子在海外工作、定居的不在少数，在全国各大城市、各发达地区工作的更是多不胜数，大概有200多为地厅级、1000多位县处级党政人才，有数百位中书协、中美协、中音协、中科协等社会人才，有500多博士生、1000多位副高正高级专业人才，有数百位商业巨子和经营管理人才。
本世纪初，“陪读”的概念在会宁出现，2008年7月31日中午，我写过一首《陪读歌》：
桂生高岭吆，蔼蔼气瑞草成仙；松生峡谷吆，涓涓细流滋根端。
庭生牡丹吆，片片绿叶扶其荣；陪读屋陋吆，莘莘学子苦钻研。
出生山村吆，深沟大涧不知年；代代耕耘吆，脸朝黄土背朝天。
望穿苦难吆，想跳龙门走天下；心系后代吆，登高望远看大千。
祖携孙辈吆，隔代要把希望传；父期母爱吆，穷则思变追师贤。
砸锅卖铁吆，供读决心不动摇；全家齐上吆，挑灯陪读坚如磐。
拾荒捡废吆，抽空挣点学费钱；弃耕打工吆，寒门学子唯我怜。
尊堂愤供吆，倩谁记去难复累；黄口有志吆，唯有发奋抑苦酸。
这首歌就是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会宁陪读现象的写照，“陪读”从此高潮迭起。
1994年，《甘肃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会宁的教育，在十多年前县委书记赵国义总结的“三苦”精神的基础上，如今又增加了“两苦”，即家长苦供，亲友苦帮。
“家长苦供”被提到了舆论层面。
2005年，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在《关于会宁革命老区建设向中央的一点建议》一文中也提到了“家长苦供”。
2004年，出现了“领导苦抓、家长苦供、亲邻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提法，“家长苦供”列入其中。
2006年，县委书记常守远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会宁的希望在教育，会宁“三苦两乐”（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办教育的精神名不虚传，“家长苦供”作为会宁教育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延续到了今天。
2007年，县委发［2007］37号文件《中共会宁县委、会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近年来，会宁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会宁“三苦两乐”教育精神和教育品牌的内涵得到提升。
2008年4月16日，《甘肃日报》报道：在会宁一中和会师中学附近的依山处，有一个半城半乡的居民区一砚台坪，当地人都称这里为“陪读村”，有近3000多名当地和外地学生与“陪读家长”借住在这里。
在一座四合院中，张小菊说：“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我就是苦熬，也要把孩子们都供出来。丈夫出外打工，家里已经关门3年了。我为了让上学的娃娃能吃口热饭，自己陪上3年也值了。”
2009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有一则报道：保守估计，甘肃会宁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在甘肃会宁这个以教育著名的高考状元县，陪读家长的数量惊人：上至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下至而立之年的父亲、母亲，陪读者遍及城乡。
陪读现象在会宁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非常典型，非常普遍。
会宁教育不可以复制，陪读就是其中的一项。
七、“陪读”的五次蜕变
2016年的一天，还不满7岁的王瑞是中川镇王磨村高晓花的儿子,她在中川镇中心幼儿园旁边的租房大院里租了一间房子,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
“在这儿陪读娃娃上学至少还得9年,上高中了就得去县城陪读了。”左腋下撑着拐杖的31岁的高晓花对记者说,“自己已经成了残疾人了，只能给娃娃做饭陪读了，现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娃娃身上，娃娃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我最大的愿望。”
“高庙村的高庙社是全县出大学生最多的一个社，这里的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没有一个流失到外村上学的，都在这儿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中川镇高庙小学校长兼幼儿园园长的李忠俊说，“村里人已经把供孩子上学并接受优质教育,培养成才，当成了长期脱贫的有效捷径。”
这里已经明确的告诉人们：贫困再也不能延续了！无知再也不能延续了！教育必须要登上大雅之堂！知识和文化的阳光必须要照耀到下一代人身上！
时序到了二十一世纪，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再加上教育由政府担责，“两免一补”的开始、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学前教育的逐渐普及，希望工程办学和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政府救助和民间资助，大学生生源地贷款、绿色通道等等，一系列拨款、资助政策的落实，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孩子上学的经济负担彻底解除，会宁教育“家长苦供”的涵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由原始的自觉，上升为文化的认知，“苦”字已不符合实际，“乐”字过于肤浅，现在是“家长力供”、“家庭比供”、“各家竞供”、“举家同供”、“全社会齐供”了。
这一时期的“陪读”已由爷爷奶奶随读改由父母接棒，正式由年轻的母亲亲自上阵“陪读”了！
“全民重教”成了会宁教育必须打赢的一场人民战争！
这是“陪读”第一次蜕变！
“陪读”的内涵也由单纯的供给、支持、服务、后勤保障等，拓展为家长也要辅导孩子的课业学习，也要请家教给孩子补课，寒暑假的补课更是不可或缺、争先恐后。
“陪读”的范围和时间区间已经延伸到了许多方面、各个层面和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即由高中陪读，到初中陪读，再到小学陪读，现在已经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十五年基础教育全学程陪读。
陪读由县城延伸到了到乡镇。
这是“陪读”的第二次蜕变！
会宁的陪读现在只差大学一程了！这种“家长苦供”已经是思想升格、文化升级、观念升华了，已经不是挣扎，不是拼搏，而是一种文化认知，一种精神思想，一种远见卓识，一种执着坚守，一种道德地位，一种竞争比拼，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基因理念，一种自觉常态。陪读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家长的命运、家庭的命运，甚至于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等。
十五年的城市生活使“陪读”的家长们也变成了“城里人”，变成了“市民”，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农村、回到农耕时代、回归原始的田园生活去了！更在于改变了人们文化、精神和思维，创造了品位、境界和动力。“陪读”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家长的前途命运，改变了家庭的前途命运！“乡下人”纷纷成了“城里人”，“农民”变成了“市民”。
这种精神、文化、思维、品位、境界和动力必将孕育和产生出新的思想文化和观点理念，会使“家长苦供”得到更大地提升、更远的赓续、更高的内化，甚至于成为社会高度自觉和高度文明的一部分，成为会宁新的“家庭文化”、“乡愁文化”、“地域文化”、“生态文化”，成为会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和巨大引擎。
这是“陪读”的第三次蜕变！
时序到了今天，陪读已有租小屋变成了租大屋、租整套楼房，每年补课的花费已经到了不惜数万元。
陪读的条件也正在发生改变，甚至于买房陪读者也大有人在，抑或说在县城买房就是为了孩子将来读书方便，“学区房”概念也在会宁逐渐形成！
这是“陪读”的第四次蜕变！
从2014年“弑母案”、2015年“桃林中学学生被打事件”、2018年“党岘小学事件”、“会师中学事件”以来，会宁的家庭教育已经由单纯的跟随陪读、创造条件陪读、改善条件陪读、知识陪读，到了反思家庭教育作为的新阶段。
从思想领域讲，家长陪读的第一概念是“选学校”，第二个概念是做“服务”，第三概念是“创造条件”，第四概念是知识陪读，第五概念是“寻求辅导”，那么现在的家长考虑更多的是“陪育”，即如何培养、教育孩子成人，如何分担“立德树人”的责任，如何担当起家庭教育的真正责任和担子。
其实，从创造条件上讲，家长越来越有能力了；从自己辅导上讲，家长则越来越没有能力了；从社会辅导上讲，越来越显示出利弊并存。现在的家长更是理智地担起了如何培养教育孩子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作为、有道德的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也就是进入了“陪育”的新阶段，家长也成了“教育家”。
这是“陪读”的第五次蜕变！
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应，是教育程度的反应，是人的素质的反应。
精神是文化的一种体现，精神的动力是永恒的、可持续的、强劲无比的。有精神就有动力，有怎样的精神就有怎样的动力，有不变的精神就有不变的动力，有伟大的精神就有伟大的动力。会宁教育的辉煌、会宁“家长苦供”的历史就来自于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提升、知识濡染和永恒不变的精神蜕变与追求。事实证明，这种力量无难而不克、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