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教育家吗（梁启超是教育学家吗）
如果论起当今社会教育对于人的影响，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能够作为当代教育学习模板的成功家庭教育案例不胜枚举，如果单单以结果论的话，那么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泰斗的梁启超先生，他的家庭教育方式以及教育成果不可不称之为创奇。
孩子教育，赡养老人，工作赚钱，身体健康是每一个中年父母肩膀上的四座大山，左养右学教育赖颂强建议每一个家长都要好努力，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这是家庭的传承与延续，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赋予家长的职责。
当代中国人了解梁启超的人不在少数，其最为大众熟知的便是那篇论述中国少年未来的《少年中国说》，从这篇文章内容来看，梁启超对于少年人的认识与见解独有千秋，那么如此理解中国青少年教育方向，以及对少年人的未来充满憧憬的他又是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的呢？
梁启超其人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是闻名遐迩，他不仅仅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同时在教育与文学方面也卓有建树。同时他也是一名改革家，近代中国变法图强之一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便是在他与康有为的牵头之下带领进行的。
那么，拥有如此成就的梁启超总该是出身名门望族吧？其实不然，梁启超的祖父与父亲都只曾经是广东一个乡村的士绅，平心而论，其出身的家庭水平与其后来所获得的成就相比其实不值一提。
梁启超自幼喜好读书，四岁起便在祖父的带领下识字读书。在他幼年这段时间所接受的教育中，他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陶冶，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爱国爱民的世界观。祖父在他幼年时常常向他介绍南宋与明朝因自身衰弱而被外族入侵的历史，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更是为了他后来寻求变法强国之路奠定的深厚的思想基础。
成年之后的梁启超，在家人的期望之下，以及受当时科举制度所限，梁启超不得不潜心研究毫无实际作用可言的八股文，在经历几次科考失败之后，仅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举。隔年赴京参加会试，却未能金榜题名，在回乡途中，他与当时因大力倡导变法而名声大噪的康有为结识。视野开阔的梁启超被康有为丰富的学识以及对国家未来的独特见解所感染，便入了康有为门下，成为了“康门”弟子。与康有为的结识，是改变梁启超一生的重要转折，从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一起研究国家改革与变法图强的道路，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走向改良维新的引路人。
梁启超除了拥有极高的个人成就之外，他在子女教育上也成果卓越，“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教育佳话便是梁启超与其子女所创造。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于国家科研需要，国家创立了院士制度，此时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同时当选院士。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选为院士，而后又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梁思礼作为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5岁时，父亲梁启超就已经撒手人寰，在母亲的抚养之下，同样也成长为了国家栋梁之才。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弟弟和侄子也都在梁启超的引路之下，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专家、学者。
那么，要揭开梁启超子女均能够获得傲人成就的秘密，则必须要仔细分析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方法。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一书中，其实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有所提及，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一书中包含了梁启超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论述文献足足130余篇，系统的展示了梁启超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方法。书的内容由“给孩子们的书信”“身世、家世与亲人”“家庭讲学、教育文稿”三部分构成，130余篇文献均是从梁启超生平著作中摘选组成，编书之人为了方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在文献选择时也做了很好的整理和标注。
其实，对于一个社会人而言，努力追求个人成就虽然不易，但相比在达成个人成就同时还能打造满门俊秀的家庭自然是高下立见。有人说：家庭是温馨的港湾，是疲惫时的栖息地，也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但往往成员数量越为庞大的家庭，关系就越难处理。
同济大学教授张文江曾说一段有关家庭教育的话，其大体意思是：家庭教育如同田忌赛马分上中下马一般，也分成“上中下”三策，其下策则是过分注重让孩子多学知识、多学技能，这是现代很多家庭的教育方式中屡见不鲜；中策则是由家长来做儿女的表率，重视德育与教育的结合，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上策则是在家长的牵引下，着力寻求家庭的新高度，带领子女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提升。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上则是有意识的引领家庭走上了“上策”之路。也就是说，梁启超家庭教育能达到高度成功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他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将家庭带上新的高度，打开了子女在有精神追求之下，自然而然的就能在知识技能方面获取成就。
那么，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否容易复制呢？
其实在家长以身作则这一步，在很多现代家庭中就已经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但如果不考虑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方式，梁启超对于子女的另一种教育同样十分重要。这种教育方式从他给子女们寄的大量书信中其实可见一斑——那就是父亲对子女务必真实的爱。
梁启超因工作需要，经常外出各地，其子女因年纪不一，部分成年子女也在外地求学或工作，因此给子女们写信则成了梁启超的一件头等大事。经常是前一封信刚发出，下一封信就开始动笔，目前仅是能够收集到的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信就已经多达400余封，而绝大多数已经被遗失。从信的内容上来看，大多都是梁启超对子女的嘘寒问暖，但更多的还是他在信中以如同朋友一般的口吻向子女介绍自己的近况以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还经常将自己近期在学术上的思考在信中给子女讲述，信中毫无父亲对子女的威严及压迫感，甚至还有些玩笑话，就像是朋友之间的闲谈一般。
在梁启超给子女所写的所有书信中，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是最多的，他常在信中将女儿梁思顺亲切的称呼为“宝贝”，又为了与二女梁思庄区分，将梁思顺称为“大宝贝”，二女梁思庄称为“小宝贝”，而其当上院士的两个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成被他称为“不甚宝贝”，这种称呼让人听得不由得发笑，不由得为梁启超这种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与家庭氛围暗自赞叹不已。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他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但他在准备回国之前，让当时与他一同来到日本的大女儿梁思顺继续留在日本，以完成未结束的学业，而自己则回国投身国家大事。回国之后，因思念女儿，常常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言语之中透露出对女儿深深的父爱。而当女儿给其来信表示自己想要加快完成学业而回国时，梁启超又赶紧去信告知女儿，让她爱惜身体。
相比于对女儿的这种直接而又热烈的关心，梁启超对儿子的关爱则显得如同高山一般的深沉浑厚。1923年，梁启超煞有介事的给因车祸而住院的梁思成写信，信中郑重的告诉梁思成要利用在医院休养的这段时间好好读一读国学经典著作，体会“生于忧患”的理念。在1928年，梁启超曾给留学的梁思成写信，为其筹谋回国后的道路，但梁思成在回信中对此事却丝毫不提，仿佛根本不在意父亲对自己的这份关怀。此时，梁启超又去找女儿思顺，让她开解梁思成。
正因为梁启超无时无刻不注重与儿女的沟通交流，因此他的子女们都愿意亲近父亲。也就是说，父母若想孩子亲近自己，那么就必须先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爱。梁启超在子女面前表现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严父”形象，正是因为梁启超的思想和理念先进，他明白应当将父亲对孩子的这种情感直接表达出来。家庭虽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成员无法聚集在一起，但家庭成员之间能够进行频繁的情感交流，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够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
由此看来，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已经不难总结出来，那便是在家庭教育上采用家长言传身教的方式，向子女灌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当做到父母与子女之间深入的感情交流。梁启超作为一名近代中国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向子女传递了修身冶学的观念，还以一个富有情感的父亲形象与子女之间进行着平等的灵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