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222—284)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耽为晋凉州(甘肃武威)刺史，杜耽孙杜逊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魏兴(陕西安康西北)太守，他是襄阳杜氏的始祖。逊子乾光的玄孙杜叔毗为北周硖州(湖北宜昌西北)刺史。叔毗子鱼石在隋时为获嘉(在河南省)县令。鱼石生依艺，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依艺生审言，为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为奉天(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父亲这世系是参考《元和姓纂》和岑仲勉的《校记》排列的，有几处纠正并补充了一般杜集中杜氏世系表的错误和缺陷。。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他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
杜甫在他给他第二个姑母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的家世：“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唐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进雕赋表》里也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我们读了这两句话，再看一看前边的那串世系，他的祖先多半充当过太守、刺史、县令一类的官吏，我们便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他家庭的声势已经不如往日煊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仍然被乡党赞羡，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此外他从他的祖先那里还承袭了些什么呢?下边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前者由于他的事业，后者由于他的诗。杜预多才善战，被人称作“杜武库”，对东吴作战时，因为精通战略，在民间引起“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随后中原的文化传布江汉，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传》的研究者。他的后代，人人都为了是他的子孙感到光荣。他是杜甫的一个理想的人物。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经在杜预坟墓的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他晚年飘流荆楚，也时常想到杜预：他在荆南颂扬卫伯玉，说伯玉镇守荆州，是继承杜预的事业；后来他在衡州想北去襄阳，也立即想到“吾家碑不昧”。这指的是：杜预当时被名誉心所驱使，立了记载自己功勋的两块石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
至于杜审言(648？—708)，则在杜氏家中除去“奉儒守官”外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诗。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人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的地位，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因为他们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齐梁以来，诗人脱离现实，崇尚形式，钻研格律，到初唐时律诗已经形成，此外宫廷应制，向统治者歌功颂德，更给这种诗体以发展的机会。可是沈宋的律诗长不过六韵八韵，很少到十韵以上的，而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就长到四十韵，当时称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里，得到更大的发展，元稹曾经这样称赞杜甫的排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我们现在看来，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比较贫乏的部分；但是这种诗对于杜甫却是家学渊源，关于这一点，从北宋起就不断有人提及。杜甫本人也以“吾祖诗冠古”自傲，并且在他的儿子宗武生日时他也谆谆告诫：“诗是吾家事。”
宋之问和沈佺期都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崇尚形式的诗人，同时也是武后的弄臣，他们依附张易之兄弟，醉心利禄，谄媚无耻。杜审言虽然没有多少恶劣的行为，但从他在武后面前高诵《欢喜诗》以及与张易之兄弟相勾结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诗人。并且他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时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这种夸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响。杜甫壮年时，在政治上自比稷契，想致君尧舜，在文学上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都不看在眼里，这种高自称许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习气，也不能不说是有些祖父的遗风。
作者冯至，选自《杜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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