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鲁迅的《社戏》是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一部短篇小说。“社”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后发展为代指一种地方区域，接近“村庄”的意思。
“社戏”，顾名思义即在社中进行的一种有关宗教和风俗的戏艺活动。旧时在北京、浙江绍兴一带较为兴盛。
张代敏在《社戏里的“社戏”》中说：“古时绍兴的祭社，为行令做诗。春祭谓‘春社’，是祈农之祭，秋祭谓‘秋社’，此时农家收获已毕，立社设祭，是为了酬报土神。后来发展为以演戏来祭社。这时演的戏便叫‘社戏’，因为每年要演，亦叫‘年规戏’。”
01 社戏真的好看吗？
社戏真的好看吗？在作者眼中恐怕是不好看的。鲁迅写作小说《社戏》是在1922年，此时已41岁，回忆起20年前两次在北京看戏的经历似乎并不满意，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平桥村看戏的经历也乏善可陈。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大家立刻都赞成。”
在北京的两次看戏，那嘈杂污浊的戏园环境、冷漠麻木的人际关系、摆谱不出的戏园名角、粗俗不堪的肥胖绅士，都令鲁迅感到失望异常。童年时期的社戏，由于那日铁头老生并未翻跟头，几个小旦、小生和老旦的表演并未吸引作者的兴趣，整场戏仿佛也寡然无味。
02 小说中的儿童本位思想
真正的看戏并不能使人满意，那作者在小说中想要着力刻画的是什么呢？应当是作者所提倡的“儿童本位思想”，描绘了一群水乡孩子们天真、快乐、活泼的场景，也赞扬了淳朴、善良、无私的农村社会人群，从而想要引起人们对孩子这一群体的关注。
早在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受梁启超和严复等人的影响，以及作者对大量日本儿童文学的翻译，如《儿童之好奇心》（上野阳一）、《儿童观念界之研究》，使得鲁迅的触角已经伸入了“那些不完全的小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北大校长，他热情邀请鲁迅去北大任教。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传统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思想越来越靠不住脚。于是他拿起笔开始无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铁屋子”的号召。1919年鲁迅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首次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要求“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作，便有碍于孩子的发达”。
在《社戏》中，孩子们是快乐的，他们不像《故乡》中的水生、《药》中的华小栓、《祝福》中的阿毛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也不像《狂人日记》、《示众》、《长明灯》等小说中那些儿童们麻木冷漠，仿佛社会上的看客一般，他们的热情、奔放、乐观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
“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
没有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没有现实社会的尔虞我诈，没有封建教育的制约束缚，这样的孩童世界才是作者所提倡的，并不断为之奋斗的。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