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连沙口河区10岁女童王萱被同小区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案”刺痛人心，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加害人蔡某某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予刑事处罚，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引发了社会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激烈争论。
然而，笔者认为，“大连女童遇害案”反映出来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问题，而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家庭教育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本性，首先要廓清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搞清楚它为什么不是此次事件的“真问题”。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体系性架构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定罪、量刑等刑法各个环节的重要因素，其立法修改是具有相当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科学论证和试点研究，绝非一朝一夕、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
况且，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未必不合理。科学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的认知控制神经系统处于发育期，自身控制能力较弱，其犯罪行为多为家庭、学校、生活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此时他们又是处于学习、积累和大量吸收外界信息的阶段，因此其可塑性强，复归社会和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将犯罪的惩戒和预防成本交由家庭教育承担，敦促监护人帮助未成年犯完成其应完成而未完成的社会化过程，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不失为一项合理的制度设计。
相比较而言，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则显得更为迫切和关键。“大连女童遇害案”的相关报道指出，加害人蔡某某此前曾跟踪和骚扰过多位女性，许多居民也都向蔡某某的父母反映过他的不良行为，但是蔡某某父母却没有及时地进行教育，还包庇自己的孩子，“反而把来评理的姑娘给骂了一顿”。试想，倘若蔡某某父母能够认真、严肃地对待孩子的不良行为，能够对于邻居的提醒产生应有的警觉和注意，转而更多地面对和解决孩子的成长问题，多加疏导和管教，那么这起恶性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蔡某某父母的纵容、懈怠，酿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事实上，近些年来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频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家庭教育环节出了问题。家长要么过于溺爱自己的孩子，要么完全漠视孩子的成长，这两种情形都会助长孩子的恶习，使其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纵观“湖南六年级男生持刀弑母案”“13岁初中生锤杀双亲案”等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教育的缺失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性本善，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后天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情和行为，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令人愤恨的未成年“犯罪分子”也是家庭教育缺位的受害者，令人叹息。
而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绝不仅仅体现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实际上，它早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师生关系问题就是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又一结果。辽宁朱老师，只因没收学生扑克牌，惨死在讲台旁；湖南鲍老师，只因让学生写作业，倒在了血泊中；四川黄老师，只因不让学生在校园内骑自行车，被打进ICU，而学生声称在家父母都管不到他……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导致学校教育的无奈，老师不能管、不敢管、不想管，“跪着的老师”甚至成为常态。“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是社会之痛。
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是造成“大连女童遇害案”此类悲剧事件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比起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严惩失职父母才是真正的问题解决之道。《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笔者认为，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可以考虑在民事侵权责任一般规定的基础上，适当加重监护人承担的侵权责任，比如提高死亡赔偿金的金额，以此敦促其积极履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同时，这样做也可以使相对加重的民事责任去平衡相对“缺位”的刑事责任，有效地回应和解决未成年人“低成本犯罪”的问题，实现法理和情理的统一，让社会不再出现下一个“蔡某某”。
